王者荣耀曹操天狼征服者有这样一段台词:音乐是对历史的纪念!各位,准备好了吗!永眠黑夜!这里有我,并且不只有我。

这句台词中,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“音乐是对历史的纪念”这句具有深刻内涵的句子。音乐不光是对历史的纪念,更是对历史的延续。


【资料图】

音乐没有国界,它是人类的第二语言。像《千年的祈祷》《遥远的旅途》《英雄的黎明》《万里长城》《伽罗》《故乡的原风景》《出埃及记》,电影《霍比特人3》的宣传片中的音乐《Victory》这些BGM,牢牢占据着排行榜的首席位置。

BGM一响,知道怎么做了吧?当这些熟悉的BGM旋律在某一瞬间响起时,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哼起来,即使这些BGM只有配乐,没有歌词,我们的心灵依然会被深深震撼。

音乐如此美妙,音乐不是文字和旋律的合作曲,它还有更深刻的一面,音乐或许真的是对历史的纪念与见证者,使每一位听众获益匪浅。

中国是音乐的国度

在那太阳升起的地方,有一个古老的国度,她的名字叫中国。众所周知,中国是诗歌的国度,其实中国也是音乐的国度,中国的音乐史是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石器时代。

今藏于河南博物院的贾湖骨笛就是很好的例证。上世纪80年代,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先后出土了四十多支距今已有9000至7800年历史的骨笛,骨笛以鹤类禽鸟中空的尺骨制成,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,保存最完整的乐管器。

贾湖骨笛的出土改写了中国和世界音乐的历史,这批骨笛按照年代早晚,依次可以吹奏出五声、六声至七声音阶。其中有一支编号为M28220的骨笛的骨质最精美、制作最精湛、工艺水平最高、音质最优美,即使跨越了八千多年的漫漫时光后,这支骨笛仍然可以吹奏出《小白菜》的曲调。

商代与西周时期,中国已是文明灿烂的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。音乐达到了更高的水平,出现了《桑林》《濩》《裓》《大武》等乐舞,并有更多的乐器种类出现,使得音乐形式更加完备。

春秋战国时期,音乐理论空前活跃,《管子·地员篇》《吕氏春秋·音律》的三分损益法,记述了我国最早的乐律计算方法,对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。

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曾侯乙编钟,就是战国时期音乐的杰出代表。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,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、保存最好、音律最全、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。

曾侯乙编钟均能奏出呈三度音阶的双音,全套钟十二个半音齐备,可以旋宫转调。音列是现今通行的C大调,能演奏五声、六声或七声音阶乐曲。曾侯乙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,在考古学、历史学、音乐学、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那么,先秦时期的音乐只有曲调没有歌词吗,是不是也只是大型的BGM呢?答案是否定的,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先秦时期的很多音乐都是中国古老的BGM 。但是不要忘了,我们还有《诗经》,在诗经时代,诗都是配合乐曲吟唱的歌词,所以说诗就是歌,也就是诗和歌是互通的,比如我国最早的诗总集《诗经》,也可以称作诗歌总集。

《诗经》产生于先秦时期,是诗,乐舞相结合的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。就体例来说,《诗经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划分为风、雅、颂三类,《墨子·公孟》记载:“诵诗三百,弦诗三百,歌诗三百,舞诗三百。”可见,305篇诗经最初都是可以配合音乐演唱的,也就是说,诗经中的文字就是歌词。

这种现象到了汉代有所改变,汉武帝时期,朝廷专门建置乐府以后,官方从民间收集音乐素材,再进行整理、分类、编篡,然后再配合音乐吟唱。在这一时期,诗有了一个专业名称——乐府歌辞,也叫曲辞,后世简称乐府。

从此以后,诗成为一种不配合音乐的文学形式的名词而存在,与“歌”或者“乐府”在形式上分开了。

汉魏六朝以乐府民歌闻名。“乐府”本是汉武帝设立的音乐机构,用来培训乐工,制定乐谱和采集歌词,其中采集了大量民歌,后来,“乐府”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称。

汉魏六朝的音乐成就是很高的,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很多脍炙人口、流传千古的乐府诗,其中的名句更是流传千古而不衰,如《陌上桑》的开篇句“日出东南隅,照我秦氏楼。秦氏有好女,自名为罗敷”,再如《东门行》里的“出东门,不顾归。来入门,怅欲悲”等等,不胜枚举。

到了唐代,诗人们虽然沿用旧乐府和旧题目作歌词,然而让人难以接受的是,唐代的诗已经基本不能吟唱了,大部分失去了音乐功能,成为纯粹的文学形式。这时候,乐府几乎已成为一种诗体的代名词,与音乐无关,于是就出现了“乐府诗”这个文学名词。

比如初唐诗人《饮马长城窟行》《东门行》《拟行路难》《燕歌行》等等,都是沿用唐之前的乐府题目(固定的曲谱名称)拟作的歌词。类似这样的唐代诗歌准确地说应该是乐府诗,而不是乐府,因为它们早已没有了用来吟唱的乐谱。

唐代诗人元稹在《乐府古题序》中对乐府的有一段精准的论述:“在音声者,因声以度词,审调以节唱,句读短长之数,声韵平上之差,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……后之审乐者,往往采取其词,度为歌曲,盖选词以配乐,非由乐以定词也。”

元稹对诗体的划分与溯源有其精当之处,论述简明扼要,尤其是元稹提出的“由乐定词”和“选词配乐”的两个音乐创作理论,区分了歌与诗的传统,说明了乐曲与歌词之间互相形成、相辅相成的原因。

根据曲谱填写歌词

元稹所说的“由乐以定词”,是对乐曲和歌词之间的生成关系的第一种论述,大意是说由音乐人制出乐曲,然后再由音乐制作人依据这首乐曲的声调,配上相应的歌词。

因为大部分歌曲的创作,都是从旋律开始的,也就是先有曲,后有词,旋律出来了,再自己或者交由专门的词作者进行填词。

也就是说,一首配乐演唱的歌曲,先有乐曲,后有歌词,这按照曲谱填写歌词的音乐创作方式在古代被称作“倚歌”。《汉书·张释之传》有这样一段记载汉文帝依据乐曲谱写歌词的事情,原文写道:“使慎夫人鼓瑟,上自倚瑟而歌。”

初唐著名训诂学家、历史学家颜师古对这句话给出了合理的解释,他认为:“倚瑟,即今之以歌合曲也。”颜师古说的“以歌合曲”就是依据乐曲的旋律,配上相应的歌词,然后进行演唱。

在唐、宋时期,人们把这种依据乐曲谱写歌词的方法称为“倚声”。“倚歌”和“倚声”都是古代音乐的专业词汇。

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写《竹枝词二首·其一》:“杨柳青青江水平,闻郎江上唱歌声。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。”刘禹锡的这首诗表现力和感染力都很强,但这首诗就是一首有曲谱也有歌词的音乐作品,但它却是一首二次原创、二次剪辑的音乐作品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

原来《竹枝词》本是流行于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,人们边舞边唱,用鼓和短笛伴奏。人们也用这种民间音乐形式进行PK赛,赛歌时,谁唱得最多,谁就是这场PK赛的胜出者。

刘禹锡于唐穆宗长庆二年正月(822年)至长庆四年夏(824年)在夔州任刺史时,非常喜爱当地人们传唱的这种民歌。于是,刘禹锡深入民间了解民歌,模拟屈原创作《九歌》的方法,采用夔州民歌的曲谱,填上朗朗上口的歌词,制成新的《竹枝词》。

所以刘禹锡的这首《竹枝词》的曲调是已有的,而歌词是他自己原创的。《唐书·刘禹锡传》记载:“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,作九歌,使楚人以迎送神。乃倚声作竹枝词十篇,武陵人悉歌之。”

刘禹锡的《竹枝词》描写当地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,富于生活气息。体裁和七言绝句一样。但在写作上,多用白描手法,少用典故,语言清新活泼,生动流畅,民歌气息浓厚。

到了宋代,还有将这种方法称为“填曲”的,如宋代著名文学家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就写道:“唐人填曲,多咏其曲名,所以哀乐与声,尚相谐合。”宋、元以来,在文人的笔记或者诗话、词话中将这种音乐创作方法通称为“填词”。

填词,这一专业音乐词汇出现较早,南宋魏庆之著有《诗人玉屑》一书,是一本记载两宋时期名家的笔记,其中在一段对柳永的记载中就首次出现了“填词”这一词汇:“(柳永)喜作小词,然薄于操行。当时有荐其才者,上曰:得非填词柳三变乎?曰:然。上曰:且去填词!”

从这段记载中可知,早在北宋中期,就已经有了“填词”这个说法了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柳永虽然没有得到上面的认可,但他逢人便说奉圣旨填词,因此名声大噪,以至于成为当时华语乐坛填词第一人,他的歌词也成为年度劲爆热曲,流行大江南北,风靡海内海外。

当然,在宋代能够原创作曲、原创填词的真正音乐家,确实是屈指可数的。除柳永外,周邦彦、姜夔、张炎也是天赋与才华俱佳的音乐家。

哦,还有一人,就是那个被皇帝耽误了的艺术家(网友戏称)宋徽宗赵佶,他不仅填词作曲,绘画书法也是顶流天花板级别,独创瘦金体,妥妥的艺术家。

根据歌词创制曲谱

元稹所说的“选词以配乐”,是对乐曲和歌词之间的生成关系的第二种论述。所谓“选词以配乐”,正好与“由乐以定词”的方法相反,选词以配乐就是在歌词已经写成的基础上,再去给歌词谱曲,这也就是《尚书·虞书·舜典》中所说的“声依永,律和声”。可见,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事业是一脉相承的,也是不断发展的,更是不断创新的过程。

给合适的语言文字配上合适的音乐曲谱,在春秋时期称为“诵诗”。《周礼》记载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,第三条是“诵”。汉代著名学者郑玄的注解是“以声节之曰诵”。

《汉书·礼乐志》也写道:“乃立乐府,采诗夜诵。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,专门从事民间采集歌曲的官方音乐机构人员,他们白天的工作就是采集各地民歌,到了晚上就为这些民歌重新作曲。

这个“诵诗”的“诵”字,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郑玄的注解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,连颜师古也认为是“歌诵”的意思。汉代称此称为“自度曲”,自度曲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指填词、作曲是纯原创的,非二次原创和剪辑的意思。

《汉书·元帝纪》中,对汉元帝有这样一句高度的评价:“元帝多材艺,善史书。鼓琴瑟,吹洞箫,自度曲,被歌声,分节度,穷极幼眇。”这就是说汉元帝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,“自度曲,被歌声”就是说他能够给歌词作曲、谱曲。

到了宋代,人们把给歌词配上曲谱的音乐创作称为“填腔”。南宋文人吴曾撰写的《能改斋漫录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:“政和中,一中贵人使越州回,得词于古碑阴,无名无谱,不知何人作也。录以进御,命大晟府填腔。因词中语,赐名鱼游春水。”政和是宋徽宗的年号,由此可知,在北宋末期,词人们为歌词作曲,称为“填腔”。

一词多曲与一曲多词

自从音乐进入人们的生活,一切的音乐歌曲,最初是随口唱出一时的思想情感,腔调都没有定型。后来这个腔调唱熟了,成为统一的格律,于是一个曲子定了型。后来,有人配合这个曲调另制歌词,于是一个曲调可以谱唱许多歌词。

如那首风靡华语乐坛的、由林振强作词、马饲野康二作曲、卢东尼编曲、陈慧娴演唱的粤语歌曲《千千阙歌》,歌曲的旋律其实是源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歌曲《夕阳之歌》。

当时人们认为,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扬的旋律,却在平淡中透着忧伤,与此次陈慧娴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,于是香港填词人林振强将这首歌重新进行了作词。

再如王菲演唱的《但愿人长久》,歌词便是搬运了宋代词人苏轼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一词,而后被作曲大师梁弘志谱曲创作而成。

其实,“填词”与“填腔”是互相生成,互起作用的。从唐代的五七言诗发展到宋代的词,文学形式的改变,已说明了诗随时都在受乐的影响。不能说唐代的诗乐关系是先有诗,后有曲调;宋代的诗乐关系是先有曲调,后有词。不过,宋代词人,精通音乐的人不多,故多数人只能填词而不能谱曲。

不懂音律,当然不会填腔作曲;但宋代词人所说的“填词”,最初也还是需要懂一点音律常识的。在宋代,歌楼筵席上传唱的词调,文人都已听得很熟,因此他们在听歌女演唱的同时,推敲字词,填词成腔了。

如南宋著名词人、词学评论家刘辰翁写有《酹江月》一词,词中小序写道:“同舍延平林府教制新词祝我初度,依声依韵,还祝当家”。也就是说,刘辰翁已经对《酹江月》的曲调谙熟于心,他按照音乐曲谱,推敲韵律,遣词造句,重新编排音律,创作了这首音乐作品。

所谓“依声撰词,曲终而词就”,就是说先随意写一首长短句歌词,也往往可以配合现成的歌曲。这是因为平时经常听,加之耳濡目染,其实某一个曲调早已很熟悉了,虽说随意撰词,但填起词来也就轻而易举了,也就可以从容应对唱和、应酬之作了。

如词人苏轼作的《江城子·梦中了了醉中醒》,在序言里就如是写道:“乃作长短句,以江城子歌之。”在《阳关曲·中秋月》的序言中,苏轼也写道:“中秋作本名小秦王,入腔即阳关曲。”

从这两段词序中可知,这是苏轼刻意为之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设想一下,如果苏轼在遣词造句,揉捏辞藻的时候,心中没有想到江城子或小秦王的曲调,他随意写出来的词怎么能谱入《江城子》或《小秦王》呢?

还有一种可能,就是苏轼知道《小秦王》的调子可以融入《阳关曲》,故作《小秦王》词而令乐师付之管弦,表演歌唱,苏轼觉得好听,就把歌名标为《阳关曲》。由此可知苏轼在填词时,是具备相当的音律知识的,他填词的时候是以音律为基础。

再如宋徽宗时期主管大晟府的词人周邦彦、南宋著名的词人姜夔,都是两宋时期著名的音乐家,他们深谙音律,不仅能填词,还能作曲,在宋代词坛享有“南姜北周”之美誉。

但是南宋后期,大部分词人都已不晓音律,比如编撰《乐府指迷》的著名音乐家沈义父,他在教学生作词时,只强调紧守去声字,平声可以入声替,上声决不可以去声替等规律,这是就前辈名家词中,模拟其四声句逗,依样画葫芦。

南宋末年,一个以杭州西湖中心的文人音乐团队“西湖吟社”成立,著名音乐家杨瓒是该团队的C位,他将这种填词的方法称为“依句填词”,他还提出了三个重要的音乐创作理论。

第一要择腔,腔不韵则勿作;第二要择律,律不应月,则不美;第三要填词按谱,自古作词,能依句者已少,依谱用字者,百无一二;第四要随律押韵;第五要立新意,若用前人诗词意为之,则蹈袭无足奇者。

从杨瓒强调的“自古作词,能依句者少,依谱用字,百无一二”可知,宋词虽然盛极一时,甚至被誉为“一代文学”,但是能按歌而进行填词的作者并不多,能依句填词,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而苏轼和辛弃疾等词人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。

小话诗词

综上可知,自元、明两代以后,词就成为了一种仅存于纸上的文学形式,而失去了本身作为乐府歌唱的功能。由此也可以得知,宋代文人的“填词”,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:

第一种是“按谱填词”,这些作家都深通音律,能依曲谱撰写歌词。他们也能“填腔”,也就是制作乐曲,相当于现在说的作曲;第二种是“按箫填词”。这些作家不会唱曲打谱,但能识曲知音。他们耳会心受,能依箫声写定符合于音律的歌词,但他们不会“填腔”;第三种是“依句填词”。

这些作家不懂音律。词对于他们,只是一种纸上文学形式。他们依着前辈的作品,逐字逐句地照样填写,完全失去了“倚声”的功效。

明代人开始把“填词”作为一个名词用,称“词”为“填词”。如李裘在《花草粹编》序文中说:“盖自诗变而为诗馀,又曰雅调,又曰填词,又变而为金元之北曲。”清代词家沿袭其错误,凡讲到词,常说是“填词”,似乎都不了解这个“填”字的意义。这是“填词”这个语词的误用。

清朝初年浙西派词人厉樊榭以下至戈顺卿,他们创作的歌曲(清词),无论是从填词层面考量,还是从谱曲层面考量,大概率是无法超越前代已经取得的音乐成就的。纵观清代音乐界,填词还算可以,毕竟有纳兰容若这样的名家,但是作曲嘛,基本上沿用的已有的曲谱,原创的很少。

明清二代,有许多小众词人,他们的作品,破句落韵,歌唱起来难度较大,不易流行,大众也难以接受。自此,中国古代音乐逐渐进入式微,这给中国现代音乐的崛起和突破提供了不少的动力和信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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